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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罗斯铁路公司联合学术委员会主席鲍里斯·拉皮杜斯表示，建设高速干线所采用的技术将帮助西伯利亚大铁路提高竞争力。他说：“如今，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超负荷运转，客运和货运并行。世界上已经不再采用这种混合运输方式。必须为客运建造新的高速干线，让货物单独运输。俄罗斯目前还没有一条高速干线，也没有相关建设经验，中国人就不同了。因此，这是我们在这方面吸取中国技术经验的良机。”

第二个，当然要鼓励上市公司分红。中国的企业几十年上市几十年不分一次红，这也是铁公鸡。就是制度上要做出红利。比如说什么情况下至少拿40%分红？什么情况下50%，什么情况下60%。当然企业总有积累，总有自我扩张，所以不分红大家也同意，但是至少有个四十五十六十要有这种法的定义。这是鼓励分红。

在小组讨论现场的民营企业家和银行人士不时出现观点交锋。比如，对于金融科技的使用，石磊认为，“在同一个担保圈中，银行决策只看数据。我不认识出问题的企业，却可能被‘误杀’，事实上，大数据并不知道企业的真实情况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交通银行原董事长牛锡明则表示，要减少担保抵押，不借助于大数据就解决不了问题。“一些小微企业报表不全，资金‘东跑西跑’，银行怎么把资金看住？只能通过担保抵押，现在要减少担保抵押，就得要把大数据用起来。”

但是这个制度，我们28年只退了一百多个，今年有所努力退了五个了，但今年我们上市上了200个了。我讲这个话意思是，一定要把退市制度建好，什么时候退市制度都建好了，注册制自然到位了，退市制度不到位，注册制永远到不了位。所以这件事不是为未注册而注册制，打仗打的是一个综合体。注册制的手心手背就是退市，这两个是一个手的手心手背，你不能说只有手心没有手背，这是第一条。

实际上，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历“托儿所”时代。携程创始人梁建章2017年的一篇文章《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》中提及这段历史：在计划经济时代，托儿服务在中国城市中非常普遍，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了托儿所，员工在上班时可以把小孩放到其中托管。但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，福利性的托儿服务体系被全面废止，大量单位办的托儿所在改制中被裁减。加之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出生人口数量锐减，降低了托儿需求，“托儿所”基本从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消失。

此前以封闭形式运作的定增基金今年陆续转型，目前共有15只基金已转型完毕。转型后的基金多改为开放式，以事件驱动、多策略、再融资等为主题命名。分级基金方面，多数分级基金仍保留了指数基金的本质，不过追踪标的有所更改。如鹏华新丝路转型为鹏华沪深300增强（502026），工银瑞信深圳100转向工银瑞信中证京津冀。另外有两只分级债券基金也转了型，延续债券属性，转型为混合债基。